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，江浙地区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、优越的自然禀赋和活跃的市场思维，在乡村旅游开发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，形成了各具特色、成效显著的多种发展模式。这些模式不仅激活了乡村资源，带动了农民增收，也为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。以下聚焦江浙区域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开发模式。
一、“景区依托型”模式：以核心景区辐射带动
此模式多见于浙江杭州、湖州及江苏苏州等著名风景名胜区周边。其核心逻辑是依托区域内已成熟的国家级或省级大型景区（如西湖、乌镇、周庄、莫干山等）的强大客流和市场知名度，引导周边乡村发展配套服务业，形成“大景区+小乡村”的联动格局。
实践案例：浙江德清莫干山民宿集群
莫干山作为历史悠久的避暑胜地，吸引了大量游客。周边乡村（如庾村、劳岭村等）并未与景区直接竞争，而是精准定位，利用优美的山林环境和闲置农房，大力发展高端精品民宿产业。通过引入专业设计、品牌运营和现代服务理念，形成了享誉全国的“洋家乐”民宿品牌集群。乡村不仅提供了住宿、餐饮、向导等服务，还衍生出手工艺体验、生态农业观光、户外运动等多元业态，实现了从“观光游”到“度假深度游”的转变，让村民通过房屋租金、就业创业、农产品销售等多渠道获益。
二、“文化深耕型”模式：唤醒乡土文脉与记忆
该模式强调对乡村独特的历史文化、非遗技艺、民俗风情等“软资源”进行深度挖掘、活态传承与创意转化，使文化成为旅游的核心吸引物。这在历史文化村落密集的浙中、浙南及苏南水乡地区尤为常见。
实践案例：浙江东阳花园村、江苏昆山周庄
花园村并非传统古村落，而是通过系统规划，重建并集中展示了东阳木雕、砖雕等非遗技艺，打造了红木家具全产业链，并将产业与旅游深度融合，让游客在参观、体验中感受工匠精神与文化魅力。周庄则完整保留了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江南水乡古镇风貌，并通过精心策划的“周庄生活”、夜游项目、沈万三文化IP等，让静态的古建筑与动态的民俗生活、商业业态和谐共生，使文化体验贯穿旅游全程。
三、“产业融合型”模式：以“旅游+”推动全链增值
此模式突破单一旅游观光的局限，推动旅游业与当地特色农业、手工业、康养产业等深度融合，形成“一业兴、百业旺”的乘数效应。它常见于具有特色物产或产业基础的乡村。
实践案例：浙江安吉“美丽乡村”与江苏无锡阳山
安吉以“中国白茶之乡”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诞生地闻名。其乡村旅游不仅仅看风景，更与白茶产业紧密捆绑，开发茶园观光、采茶制茶体验、茶文化研学、茶主题民宿等系列产品。依托优良生态，发展亲子研学、户外拓展、健康养生等业态，实现了从“卖茶叶”到“卖风景、卖文化、卖体验”的跨越。江苏无锡阳山镇则以水蜜桃产业为核心，打造“春赏花、夏摘果”的四季旅游活动，并开发桃胶、桃木工艺品等衍生品，建设桃花源风格的田园综合体，让农业产值在旅游环节得到多次增值。
四、“社区共建型”模式：主客共享与村民赋能
该模式特别注重本地社区和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主体地位，通过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（如合作社、股份制、保底分红等），确保发展成果由村民共享，并激发其参与建设、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，营造主客共享的和谐乡村生活空间。
实践案例：浙江义乌何斯路村、浙江杭州临安太湖源镇
何斯路村通过成立村级经济合作社，统筹全村资源，村民以山林、土地、资金等入股，共同开发薰衣草庄园、乡村酒店、特色餐饮等项目，村民既是股东又是员工，旅游收益按股分红，极大地凝聚了发展合力。太湖源镇的一些村庄通过“村落景区”运营模式，由镇村和运营公司共同成立管理公司，村民负责环境卫生、提供农家乐服务，并从门票收入中获得分成，实现了环境改善、收入增加和社区治理提升的多赢。
与启示
江浙地区的这四种旅游开发模式并非孤立存在，在实际中常常相互交叉、融合。它们的成功共通点在于：
- 因地制宜：精准把握自身资源禀赋（无论是毗邻景区、文化独特、产业突出还是生态优越），避免同质化竞争。
- 市场导向：紧跟消费升级趋势，从满足基础观光需求转向提供高品质、个性化、沉浸式的体验。
- 创新驱动：在业态、产品、运营机制上勇于创新，引入专业人才和现代理念。
- 利益共享：建立让本地村民能长期、稳定获益的机制，这是乡村振兴可持续的内生动力。
江浙的实践表明，乡村振兴下的旅游开发，绝非简单的“搞景点、开农家乐”，而是一场涉及产业重构、文化复兴、生态保育、社区治理的深刻变革。其核心是通过旅游这个“催化剂”和“连接器”，全面激发乡村的内生活力，最终实现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的全面振兴目标。
